按照前世的说法，皇帝是大地主阶级和封建官僚的头子。一直受到这种教育的赵也以为如此，但是皇帝当了十来年后，觉的由皇帝背这个锅还是有点儿冤枉，按照他现下的理解皇帝与官僚们应该是合作与对抗的关系，且双方并非是那么和谐。
历史上入宋后，赵匡胤定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国策后，士人的地位应该说才开始真正进入黄金期，而其也应与皇帝和平相处，可事实上在宋朝皇权与相权的争斗从来就没有平息过，且愈发激烈，几乎不可调和，甚至引发政治危机。当然其中也有进步的因素，因为大宋的皇帝也非各个英明神武，反之却出了不少昏君。
皇帝与士人间的对抗存在的原因其实也逃不出利益之争的套路，因为皇帝代表的是国家，维护的是‘家天下’的局面，这就要求其要维护整个社会的公平，照顾各个阶层的利益，起码表面上要如此。而士人阶层中不乏有心怀天下的名臣、大儒，可他们却也要通过维护整个阶层的利益，来保证获得所处阶层的支持，更不要说士人中的败类和奸佞了。
在土地政策上，皇帝不论是为了富国强兵，还是个人享受，始终希望能通过土地获得稳定和不断增加的税赋，维持国家巨大的开支，不希望因为土地兼并使得主要承担国家税赋的平民地主和自耕农破产；而宋朝‘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其实获利最大的却是士人阶层，且从事兼并的主角就是官僚地主。
官僚地主，以现代的理解应该就是其家族有人当官的私人生产资料占有者，人们也常将这个社会的精英阶级称为“士大夫”，这个称谓侧重展现了精英阶级的政治文化特征，而“官僚地主”则展现了精英阶级的政治经济地位。
这个精英阶级集政治、经济、文化优势于一身，既热衷于各级领导岗位，又不厌其高地寻觅各种学历，还擅长聚敛生产资料，可以说权、钱、文通吃。依托于强大的官僚机器的士大夫们，屁股一旦坐歪了，他们就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置王朝整体安危于不顾，放手兼并土地，大搞“原始积累”使得极少数豪强“富者连阡陌”，而越来越多的百姓“贫者无立锥之地”。
这种情况下，结果就是国家财政困难，只能通过横征暴敛来维持运转，从而又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国家动荡，威胁到皇帝对国家的统治。从这个角度讲，赵以为‘只有佞臣，没有昏君’的说法，还是十分正确的。那么当权者不论是昏君，还是明君，都不会任由被士大夫们恣意妄为，必然会实施打压，君臣对抗也就不可避免的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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