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股例》的颁布给弘武十四年岁末的京师及江南诸多大城市带来了一系列的冲击但对于整个中华帝国而言这只不过是巨兽庞大身躯底下出现的一点点小小的震动而已。因为就本质上来说中华帝国依旧是一个高度达的“农副合一”的自足经济体系。这一体系自秦朝起便已在中原大地上沿袭千年。也正是凭借着良好的水利系统、吃苦耐劳的传统、组织严密的官僚体系、大统一的政治格局中国多次成功地抵御了外族的入侵亦或是同化了入主中原的外族。而自未来的孙露则十分清楚正是这个坚固异常的“自足经济体系”在历史上禁锢了脚下的这片古老的国度使中华迟迟不能汇聚足够的力量冲破传统结构的启动机制并开始社会转型。
作为一个“先知”者孙露明白自己选择的是一条充满荆棘却又看不到尽头的道路。但她同时又庆幸中华帝国赶上了一个好时代使其拥有了之前任何一个朝代都不曾拥有过的“契机”。而这一“契机”的出现从任何一个角度上来看都同欧洲人的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大航海时代欧洲人开拓的全球贸易航线缩短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市场的距离。形成了远比汉、唐两朝丝绸之路更要宽广更要深远的贸易网络。庞大的世界市场对茶、丝、棉、蔗糖等产品的需求极大地刺激了中原相关类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加工使帝国的出口急剧增长。就算之前明朝的统治者沉醉于“天朝上国”实行海禁亦无法阻止“那双无形的手”将帝国的东南沿海卷入世界商品大流通之中。
不过光有覆盖全球的市场并不能打破中华固有的自足体系。毕竟这个时代的中国小农村对海外的商品几乎一无所求。无论帝国在海外的市场再怎么繁荣都难以动摇到本土的不农经济体系单方面的贸易顺差至多不过是造就另一个“目中无人”的“天朝”而已。惟有达到进出口贸易的相对平衡中华才能真正实现市场的商品化。因此将近二十多年的经验告诉孙露海外市场仅仅是载体真正的“契机”是海外贸易带来的白银。
自从欧洲人现美洲的白银并将相关的新航路开通后美洲的番银便通过印度洋和太平洋上的新贸易渠道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在短短的数年间其数量就已远远过了从安南、缅甸和倭国进口的白银。这使得中华朝拥有了比宋、明两朝更为充足的白银储备从而可以不再为因境内银矿、铜矿有限所造成的“钱荒”而烦恼。而更为重要的是白银同时还是中华朝目前数量最大的进口品。世界金银产量的增减和比价的涨落都会对帝国经济的运行生或大或小的间接影响。
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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