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皇登基开始，大汉帝国属于康宗刘文澎的时代，也就彻底过去了。包括刘文济在内的历届大汉皇帝，论继位之平顺，国势之稳定，处境之优越，没有谁比得上刘文澎。
然而，八年的时间下来，今时之帝国比之平康初年，也发生了大变样，状况不是那般良好。
皇权势弱，朝政不稳，政治也难谈清明，权贵之间矛盾重重，吏治又如脱缰野马般失去约束，冗官冗员，奢靡、攀比之风再起，太宗时代的种种规矩与优良作风被打破......
唯一值得称道的，或许在于民间经济依旧极富活力，取得了更进一步发展，但贫富差距的拉大紧随其后，地方宗族豪强、乡绅地主猖獗之势复萌。
而从雍熙盛世，发展到平康“小康”，康宗刘文澎显然身负不可推卸之责任，毕竟，他不是真正的小皇帝，具备足够的自理能力。
然在康宗的立场去自省，似乎又有几分值得“理解”的地方。平心而论，康宗或许不英明，但足够聪明；他荒唐任性，但并不残暴；他好乐怠政，自尊自得，处事唯心，化国器为私用，视天下为私产，但对国家之伤害，或许还比不上史册上诸多“有为”之明君的功业之心带来的负面效果。
终康宗时代，虽然排挤了不少功勋老臣，贬逐了不少忠正之士，但从未擅杀大臣。或许并不能公平、公正地对待那些功臣耆老，但对于大部分人，还是给了一份基本的体面。
说到底，抛开皇帝的身份不谈，康宗也只是一个普通人，处在了一个不那么适合他的位置上。傲慢、虚荣，没有进取心，祖宗传给他一份堪称历史之最的庞大资产，天下财货、亿兆子民，任他予取予求，在世界祥和、大志不足的情况下，不享受，不挥霍，不浪费，又让他做什么？
以世祖、太宗的标准去要求康宗，简直是对他的苛求，他是个凡人，有凡人的贪恶私欲，他的所作所为，也完全符合大部分封建专制君主的作风与标准。
事实上，一直到死，康宗都还得感谢世祖、太宗二帝，尤其是太宗皇帝。若不是他们留下的帝国底子够厚，经得起他造，或许“康”这个庙号都轮不到他。
若是换一个历史时期，相同的作为，或许“僖”、“熹”、“闵”、“质”之类的庙号就给他安排上了。
关于康宗庙谥，朝廷内部也经过一番讨论，着实费了一些脑筋。恶谥是不可能的，否则平康时代的公卿大臣们何以自处，又将何以谢天下？溢美之谥又不能唯心地给，最终给了“康”这样一个非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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